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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7-04 | 毛主席谈“闹事问题”的两篇讲话文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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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: 毛主席  毛泽东  矛盾  同志  闹事 

 

毛主席谈“闹事问题”的两篇讲话文章  

    作者:大刀刀刀    

 

转者的话 

 

 

  这两篇毛主席的讲话,已经四十八年了,今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心潮澎湃,千丝千缕,涌向心头。这篇讲话,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:“我们一定要警惕,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,不要形成一 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”。“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,骂群众,压群众,总是不改,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。我说革掉很好,应当革掉”!“讲话”至今仍然闪耀着巨大历史价值光芒! “讲话”是一把检验执政能力精度极高的“尺子”,也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政党的试金石。 

 

 

 

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 

 

      (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) 

      

 

早几年,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,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,没有说清道理,就强迫人家搬家。那个庄的农民说,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,把它搞下来,雀儿也要叫几声。XXX你也有一个巢,我把你的巢搞烂了,你要不要叫几声?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:第一道是小孩子,第二道是妇女,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。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,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。后来,向农民好好说清楚,给他们作了安排,他们的家还是搬了,飞机场还是修了,这样的事情不少。 

 

现在,有这样一些人,好象得了天下,就高枕无忧,可以横行霸道了。这样的人,群众反对他,打石头,打锄头,我看是该当,我最欢迎。而且有些时候,只有打才 能解决问题。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。学生上街,工人上街,凡是有那样的事情,同志们要看作好事。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,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 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,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,没有能到北京来。 

 

我的意见,周总理的意见,是应当放到北京来,到有关部门去拜访。要允许工人罢工,允许群众示威游行。写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。 

以后修改宪法,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,要允许工人罢工。这样,有利于解决国家、厂长同群众的矛盾。无非是矛盾。 

世界充满著矛盾。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。现在,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,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,新的矛盾又发生了。 

 

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,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。如果不搞好,脱离群众,不是艰苦奋斗,那末,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。我们一定要警惕,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,不要形成一 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。谁犯了官僚主义,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,骂群众,压群众,总是不改,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。我说革掉很好,应当革掉。 

 

 

 

 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——谈闹事问题 

       

(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) 

 

 

 

转者注: 

 

这是一篇众目昭彰地被《毛泽东文集》(中央文献研究室编)第七卷第197页拦腰砍去的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《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》中“第五点,闹事问题。”的原文部分: 

 

 

 

“ 第五点,闹事问题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,少数人闹事,是个新问题,很值得研究。 

 

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。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,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,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。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,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——正面和反面,仍然有对立的阶级,对立的人们,对立的意见。 

 

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,但是还有资产阶级,还有地主、富农,还有恶霸和反革命。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,现在我们压迫他们,他们心怀仇恨,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。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,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,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。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。 

 

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,跟我们也是对立的。他们讲唯心论,我们讲唯物论。他们说,共产党不能管科学,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,合作化坏得很;我们说,共产党能够管科学,社会主义有优越性,合作化好得很。 

 

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。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,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,毫不奇怪。这样的人北京有,石家庄有,其他地方也有。 

 

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,骂我们的省委是“僵尸”。省委是不是僵尸?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,怎么僵呢?骂省委是“僵尸”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,也是对立的。 

 

在我们党内,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。比如,对苏共“二十大”一棍子打死斯大林,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。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,意见刚刚一致,过一两个月,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。 

 

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,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。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。一万年以后,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?我不相信。一个工厂,一个合作社,一个学校,一个团体,一个家庭,总之,无论什么地方,无论什么时候,都有对立的方面。所以,社会上少数人闹事,年年都会有。 

 

对于闹事,究竟是怕,还是不怕?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、蒋介石国民党、地主阶级、资产阶级都不怕,现在倒怕学生闹事,怕农民闹社,这才有点怪哩!对群众闹事,只有段祺瑞怕,蒋介石怕。此外,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。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,应当采取积极态度,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,就是说不怕,要准备着。怕是没有出路的。越怕,鬼就越来。不怕闹,有精神准备,才不致陷于被动。我看要准备出大事。你准备出大事,就可能不出,你不准备出大事,乱子就出来了。 

 

事情的发展,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。无论对国际问题,对国内问题,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。你说今年会太平,也许会太平。但是,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,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。在国际,无非是打世界大战,甩原子弹。在国内,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,出“匈牙利事件”,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,占领几百个县,而且打到北京来。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,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。 

 

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,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?大家就呜呼哀哉,痛哭流涕?当然,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,来个“虚晃一枪,回马便走”。“七大”的时候,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,其中包括赤地千里,大灾荒,没有饭吃,所有县城都丢掉。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,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。现在我们得了天下,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。 

 

发生少数人闹事,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,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。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,而是工作方法不对,太生硬了。再一个因素,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。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。这又是个难免论。但是,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,全国性的大乱于是不会出的。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,出了全国性的乱子,我看也会很快平息,不至于亡国。当然,如果我们搞得不好,历史走一点回头路,有点回归,这还是很可能的。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,革掉了皇帝,又来了皇帝,来了军阀。有问题才革命,革了命又出问题。我相信,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,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,也许是我们,也许是别人。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,脓包破了以后,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。中国总是要前进的。 

 

对于少数人闹事,第一条是不提倡,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。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、示威自由,没有规定罢工自由,但是也没有禁止,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。有人要罢工,要请愿,你硬要去阻止,那不好。我看,谁想闹谁就闹,想闹多久就闹多久,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,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。你急于收场,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。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,不要放假,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。这有什么好处呢?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,把是非搞清楚,使大家得到锻炼,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、那些坏人闹输。 

 

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,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。人家一发怪议论,一罢工,一请愿,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,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。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?可见得是应有之事。你不许罢工,不许请愿,不许讲坏话,横直是压,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。党内、党外都是这样。各种怪议论,怪事,矛盾,以揭露为好。要揭露矛盾,解决矛盾。 

 

按照辩证法,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,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总有一天要灭亡,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。如果说,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,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,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?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,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? 

 

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,这是一门科学,值得好好研究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,现在的阶级斗争,一部分是敌我矛盾,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。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。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,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,还有闹事的问题。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,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,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。 

 

要加强我们的工作,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。加强什么工作呢?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、政、党,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。现在大家搞业务,搞事务,什么经济事务,文教事务,国防事务,党的事务,不搞政治思想工作,那就很危险。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,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,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,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苏联共产党,东欧一些国家的党,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。阶级斗争,无产阶级专政,党的领导,民主集中制,党与群众的联系,这些他们都不讲了,空气不浓厚了。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。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。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,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。 

 

要精简机构。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阶级不等于国家,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(少数人)组成的。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,但是越少越好。现在国家机构庞大,部门很多,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。这个问题要解决。第一条,必须减人;第二条,对准备减的人,必须作出适当安排,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。党、政、军都要这样做。 

 

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。我希望中央的同志,各省市自治区、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。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,这不好。中央机关苦得很,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。你要找什么知识,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。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、合作社、商店。工厂怎么办,合作社怎么办,商店怎么办,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。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。要解决问题,一定要自己下去,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。第一不下去,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,就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建议,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,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,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。这样可以取得经验,指导全局。 

 

要密切联系群众。脱离群众,官僚主义,势必要挨打。匈牙利的领导人,没有调查研究,不了解群众情况,等到大乱子出来了,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,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,有人酝酿闹事,酝酿暴动,根本不知道,出了事就措手不及。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。中央的同志,各省市自治区、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,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、合作社、商店、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,进行调查研究,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,先进的、中间的、落后的各有多少,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,做到心中有数。要依靠工人阶级,依靠贫农下中农,依靠先进分子,总要有个依靠。这样,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。” 

 

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351-358页,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)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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